分享到:

中日文學交往中的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

中日文學交往中的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

2020年04月10日 13:01 來源:文匯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  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。無論是圓寂于日本的鑒真,還是終老于中國的晁衡,他們心中都有兩個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的故鄉,他們生命的價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而熠熠生輝。

  數月來,中日兩國人民被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物資上的詩句所感動。日本馳援中國的抗疫物資上寫著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、“豈曰無衣,與子同裳”、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兩鄉”……中國贈予日本的救災物資上也印著“應知扶桑東,明朝浴晴日”、“青山一道,同擔風雨”、“九州何處遠,萬里若乘空”……這些雅致的漢詩,將兩國民眾最美好的支持與祝愿傳遞到了對方心中。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深植于中日兩國的文學傳統與文學交往之中,也是兩國友誼的深度見證。

  唐詩中的休戚與共

  日本人之所以喜歡用漢詩來表達關懷,與中國文學傳統深有關聯。中國是詩歌的國度,古代表達類似情感的詩歌極為豐富。“豈曰無衣,與子同裳”出自《詩經》,“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兩鄉”出自王昌齡的《送柴侍郎》。中國詩歌中,類似的還有“凡民有喪,匍匐救之”、“海內存知己,天涯若比鄰”、“相知無遠近,萬里尚為鄰“、“我寄愁心與明月,隨風直到夜郎西”、“我心隨月光,寫君庭中央”、“同氣連枝,珍重待春風”、“但愿人長久,千里共嬋娟”、“若知四海皆兄弟,何處相逢非故人”、“天臺立本無情隔,一樹花開兩地芳”等詩句,都表達了休戚與共的關懷與支持。

  中日文學聯系最為緊密的時代莫過于唐朝。日本曾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,每次赴華人數多以百計。唐代是詩歌盛世,詩賦是科舉考試的重要環節,吟詩作賦也成為了唐人必備的人文素養。日本遣唐使將唐代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日本,奈良時代的日本首都奈良,便是仿照長安所建,漢詩也成為了日本皇室、公卿貴族、高級僧侶及上層文人之間唱酬的風尚。在江戶時代(1603—1868)以前,日本的漢文基本都掌握在上層階級手中,漢文書寫與社會地位之間有強烈關聯。

  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出自日本長屋王。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載:“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,(造)千袈裟,(來施)此國大德眾僧,其袈裟(緣)上繡著四句曰: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。寄諸佛子,共結來緣。”希望中國高僧能夠去日本傳授佛法。《隆興佛教編年通論》記載:“鑒真受其衣,嘆外國人有佛種性,欲往化之。”鑒真從743年開始東渡,五次失敗,終于在753年抵達日本,引起轟動。他雙目失明,卻仍在日本弘揚佛教及中國文化十年,763年圓寂于唐招提寺,被尊為“文化之父”、“律宗之祖”。鑒真圓寂后,日本人紛紛寫詩悼念。石上宅嗣在《五言同傷大和上》中悲嘆:“招提禪草歇,戒院覺花空。生死悲含恨,真如歡豈窮。”鑒真圓寂后,唐招提寺的花花草草似乎都凋謝了,人世間的生死雖可恨,但故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卻是無窮無盡的。日本高僧元開也在詩中滿懷感恩地懷念鑒真:“我是無明客,長迷有漏津。今朝蒙善誘,懷抱絕埃塵。”言鑒真雖然雙目失明,卻用佛法讓自己這位本來“無明”之人獲得了“光明”,超凡脫俗的他對自己循循善誘,從而深受教益。藤原刷雄的《五言傷大和上》中有“萬里傳燈照,風云遠國香”兩句,是對鑒真不辭千萬里來到日本弘法,留下萬世馨香的贊美。如今,唐招提寺中依然種植著鑒真故鄉揚州的瓊花,這也是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的另一種表達了。

  日本遣唐使來到中國之后,與中國詩人也多有詩歌唱酬。阿倍仲麻呂(698—770)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。716年,阿倍仲麻呂作為遣唐留學生來到中國,改名晁衡。他愛慕中國之風,在大唐進士及第。他深得唐玄宗的賞識,授與左補闕等要職,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,終老于長安。他與李白、王維等唐代著名詩人都有交往,留下了許多動人詩篇。751年,他回國探親之請得到了唐玄宗的準許。臨別前,王維贈詩《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》,詩中有“鄉樹扶桑外,主人孤島中”兩句,可謂推心置腹之語。字面意為:故鄉的樹木在扶桑國的大地上,主人的家在孤島之中。晁衡在長安多年,長安已是他的第二故鄉。若不是“且認他鄉作故鄉”,晁衡怎會再度回到長安?王維知其心意,所以用“鄉樹扶桑外”來安慰他:如果思念中國,看看日本的樹木,不也和中國一樣嗎?

  晁衡心中也對大唐充滿了留戀,作詩《銜命還國作》,其中“蓬萊鄉路遠,若木故園林”兩句便與王維的“鄉樹扶桑外,主人孤島中”相呼應。“蓬萊”是中國神話中的海外仙山,代指日本。“扶桑”與“若木”都是《山海經》中記載的神樹。東有扶桑,西有若木。中國在日本的西邊,“若木故園林”便有以長安為故鄉之意,表達自己對中國的留戀。

  李白與晁衡也是朋友。晁衡贈衣于李白,太白有詩曰“身著日本裘,昂藏出風塵”,興奮之情溢于言表。753年,長安誤傳晁衡在海上遇難,李白為此痛哭,作詩《哭晁衡》。其中“明月不歸沉碧海,白云愁色滿蒼梧”兩句尤為情真意切。在李白心中,晁衡是一輪明月,他的離去就像月亮沉于碧海之中;自己是一片云,愁云滿面,悲痛萬分。好在這只是誤傳,晁衡平安歸國后讀到李白之詩,也是百感交集,作詩《望鄉》。在日本寫“望鄉”,便寄托了對第二故鄉中國的懷念。詩中“一片望鄉情,盡付水天處”兩句,將中日兩國一衣帶水,近鄰如親的關系,以及自己對中國的拳拳真情表露無遺。

  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。無論是圓寂于日本的鑒真,還是終老于中國的晁衡,他們心中都有兩個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的故鄉,他們生命的價值都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而熠熠生輝。無論是在日本文人對中國鑒真和尚的懷念感恩之中,還是中國文人對日本遣唐使晁衡的深情厚誼之中,漢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鑒真與晁衡這兩位中日文化交往史上的巨人,也因中日詩歌交往更添光輝。

  日本小說中的漢詩傳統

  日本文學的漢詩傳統源遠流長。除了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之外,日本文學中還有“自言四海皆兄弟,不愁鄉國隔山川”、“更憐去故鄉,蹈海求良匹”等許多表達類似關懷的漢詩。正是因為這些漢詩的出現,讓經歷了白話文運動而對文言漸漸疏遠的國人感到訝異。其實,比起白話漢語,更多的日本文人可能更熟悉文言。日本漢學學者學習中國的語言典籍,通常以《昭明文選》《白氏長慶集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莊子》等詩文集作為教材。很多日本著名漢學家能用文言文撰寫高水準的漢詩文,卻不能開口說日常的漢語口語。對于更多沒有學過漢語的日本人而言,漢詩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,已經成為了一種深植于心的中國情結和文化符號。盡管后世中國對日本的影響力逐漸減弱,漢詩在日本文學中卻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。

  日本歷史上朝代眾多,每個時代統治者的立場不同,

  對待中國的態度也有所不同。無論是在兩國關系緊張還是平和的時期,或隱或顯的中國文學都是日本文學趣味的一部分。中國文學,尤其是詩歌,構成了日本中國形象的內核。日本文人吸收了大量中國文學精華,日本漢學也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。日本人的漢詩文素養就是中國情趣、中國情結最為突出的表現。

  江戶時代以后,漢文教育開始普及,漢文學的創作呈現出多元化與平民化的趨勢,也出現了一批漢文小說作者。日本文人喜歡在小說中模仿中國小說插詩、引用中國詩歌或自作漢詩。例如,小說家川合仲象在其所作的漢文小說《本朝小說》中引用了幾十首中國詩歌。小說本身表現的漢文水平本不高,但引用中國詩歌時卻是原原本本、一字不漏地抄錄,想要借小說創作展現他所認為的“漢詩精華”。再如,著名的政治小說《佳人之奇遇》(柴四郎原作,梁啟超將其譯為《佳人奇遇》)雖為日文小說,中間也經常插入詩歌,選用了大量的《詩經》《文選》詩賦。柴四郎自創的漢詩水平也很高,如“月橫大空千里明,風搖金波遠有聲。夜蒼蒼望兮茫茫,船頭何堪今夜情”,這樣典麗的漢詩在明治文人間廣為傳頌,德富蘆花就常在月夜下獨自朗誦。

  日本小說中常常描述文人之間以及男女之間以漢詩唱和的情節,表現出很高的漢詩素養。例如,在三木貞一的小說《情天比翼緣》中,男主角柳翠郎與友人在東京游覽名勝時互作漢詩酬唱。翠郎作詩曰“喜爾呼京鷗,應知京洛爭”,雪江先生作詩曰“官櫻比古翻添色,都鳥于今始副名”,廬州先生作詩曰“三月東都麗景新,勝情偏屬此江濱”。形式雖為漢詩,描繪的卻是東京的春日風景:河畔櫻花盛開,鳥雀啾鳴。“京洛”并非實指中國的長安與洛陽,卻讓人不由聯想到中國文學傳統,為這片東瀛勝景吹來了中國之風。

  漢詩不僅是日本同性友人之間的風雅同好,也是向異性表露心跡,乃至推動愛情進展的關鍵。小說《佳人奇遇》中,當日本志士東海散士遇到西方佳人時,他引用《詩經》中的詩句來表達心跡:“有美人兮,清揚宛兮,邂逅相遇,適我愿兮。”(出自《詩經·野有蔓草》,原文為“有美一人,清揚婉兮”)雖然與原文略有出入,但也說明作者柴四郎的漢學素養很高,能夠背誦《詩經》中的詩句。佳人聽言,“以柳枝掩半面微笑”,芳心暗許。三木貞一的漢文小說《新橋八景佳話》也將漢詩用得極為純熟。小說以一首自創的七言律詩開篇,首聯為“東都第一冠繁華,名妓家鄰才子家”,以南宋杭州比擬東京繁華。小說中寫到男女主人公分別的時候,作者引用王昌齡的《閨怨》道:“忽見陌頭楊柳色,悔教夫婿覓封侯。”小說雖然發生在日本,但男女主人公都精通中國詩詞,熟知中國文學典故。男主角梅雪操與情人小紅告別,擔心下次相逢時她已是“綠葉成陰子滿枝”(語出杜牧《悵詩》),小紅答道:“文君未白頭早做吟,婕妤先秋風已題扇。”這里化用了兩個中國典故,卓文君作《白頭吟》表達“愿得一心人,白頭不相離”的堅持,班婕妤作《團扇詩》,吟詠自己好像秋天的扇子被君王遺忘。短短14個字,卻表達了雙重含義:自己內心的堅貞,以及對情人的擔憂。三木貞一在《情天比翼緣》中更是用上了藏頭詩。男主角柳翠郎撿到了女主角蓮香玉的金釵,翠郎還金釵時附上藏頭詩一首,藏的四字是“獨思美人”。香玉一讀就知道是藏頭詩,回信時也作了一首藏頭詩,藏字為“非復無情”。像這樣以漢詩推動日本小說情節發展的例子還有很多。

  在小說中插詩是中國明清小說常見的表現手法。中國戲曲以及章回小說中,往往有上場詩、下場詩、定場詩、中場詩等,人物對白,情節推進中都喜歡插入詩歌。日本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這一傳統,這也是中日小說的“風月同天”。

  中日文學中的“風月同天”

  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之所以讓我們感動,在于它描繪了一種榮辱與共、休戚相關、同舟共濟的真情。中日兩國都是飽經患難的國家,共享著漢文化、儒家文明的遺產。文化相似則人心相通,在中日文學中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并不少見。

  不少日本文學作品描繪了善良、正直、勇敢的中國人形象,中日兩國人民相互扶持,并肩而行,共渡難關。岡鳴冠山(1674—1729)的漢文小說《德容行善有報》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。揚州人李德容是一位富家子弟,為眾人所敬仰。因為聽說日本長崎風景秀麗,于是從事中日商貿,僑居于長崎。有一位日本美人豐娘愿意“典身為妾,以救父母之困”,李德容來到美人家中,發現“家空如洗”,其父是一名落魄武士,母親已經臥病多月,豐娘“自欲以身換藥,救其危急”。李德容見狀心生憐憫,以禮相待。雖然豐娘是國色天香的美人,李德容也“神魂飄蕩,不能自抑”,但他并沒有趁人之危,而是與豐娘結為義兄妹,“顧如同胞”,當夜就送去三百兩銀子,此后還常常贈送錢米。過了數月,李德容又親自主婚,把豐娘嫁給了一位富家公子,并為其準備了所有婚嫁的衣裳被褥、柜箱首飾、粗細家伙、桶鍋碗碟。這一事跡被長崎人傳為佳談,時人有詩贊曰:“德容容德主婚姻,便把豐娘嫁富人。適見朱陳兩家好,客中自是慰心神。”那年李德容的生意也做得風生水起,獲利頗豐。回國時,李德容的商船遭遇颶風,但因其善舉得到了媽祖保佑,保全了性命。

  《德容行善有報》的故事發生在江戶時代。江戶時代是武士的時代,僅占總人口數10%的武士階層居于統治地位,掌握著日本大部分的土地和財富。1633—1639年間,德川幕府五次頒布鎖國令,打擊基督教,也打擊了日本與外國的商貿往來。鎖國政策下,只有中國與荷蘭的商人才能在長崎貿易,也使得中國文學得以流入日本。中國商船幾乎是日本民眾了解外域的唯一渠道,中國文學也豐富了日本讀者的精神世界。從《德容行善有報》來看,當時中日商貿暢通,人心相近,語言無礙。在日本的中國人行俠仗義,最終善有善報,充滿了人性美的光輝。從長崎人的評價可知,像李德容這樣俠義而充滿美德的中國人在江戶時期并不是個例,有福同享、有難同當,也一直是中日兩國人民所秉持的共同價值觀。

  19世紀以后,中日兩國相繼遭到來自西方強國的挑戰,經歷過相似的近代化道路,也懷有對東方儒學文化傳統的共同“鄉愁”。明治維新中“脫亞入歐”的急先鋒福澤諭吉曾表達過這種看法:“日本人本來就是由儒教主義培養而成,……王政維新以后的革命是震天動地的大變動,……因此也就如同奪其精神而無遑他顧,為文明進步之大勢所迫而只得跟隨其后,但同時在心靈深處都尚存有古老主義的余燼,無不竊竊懷著戀戀不舍之情。”這不僅是明治維新后日本人的共同感受,也是晚清中國人的共同感受。在儒學傳統與以西歐為標準的現代化之間,在新與舊之間如何取舍,成為了近代中日文化人面臨的共同考驗。在日本近現代文學中,經常可以看到日本作家在現代性中的掙扎,集中表現為在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思想之間的掙扎。一個民族的強大,是否一定要厚此薄彼,脫亞入歐?

  柴四郎的小說《佳人之奇遇》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考的途徑。小說中描繪了一個忠孝節義、卓識奇智的中國志士范卿,他與日本志士東海散士、西班牙女杰幽蘭、愛爾蘭女杰紅蓮一起,為了追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并肩奮斗,“以弱國之兒女共謀民族復興之將來”。他們都是他鄉流離之客,共同傷感于國運家恨、民族屈辱的歷史,引為知音。范卿與東海散士志同道合,慷慨談論時事,“誓他日戮力同心,共為興亞之舉”。他們都為中國經年來受到的“挫辱”而感到悲哀,希望能夠禁絕鴉片,振起國民精神。范卿對東海散士說:“是仆之素志也,不期胸中積蘊,與君相合。噫!世豈無臥龍鳳雛哉?”把自己與散士比作三國時期齊名的諸葛亮與龐統。兩人分離數年,生死未卜,散士懷念范卿,作詩曰:“樓船破浪叱鯢鯨,鵬翼摶空空有聲。落落雄心與誰語?白云山下憶范卿。”短短四句漢詩,將自己的雄心壯志,對范卿的牽掛不舍寄托其中。《佳人之奇遇》讓我們看到,即便是在中日關系緊張的近代,兩國民間跨越國籍、種族的友誼依然不絕如縷。范卿與東海散士之所以能夠成為異國知己,不僅源于他們共同的志向、中日兩國在近代面臨的共同危機,也源于他們共享的漢文化。他們互相尊重、支持,保持著友善的雙向交流,也成為了中日文學交往中令人感動的一頁。

  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,并不是日本文人單方面的感受,在中國文學中也有相似的表現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,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學子、文人來到日本,渴望從日本的現代化中汲取經驗。他們的文學作品也表達了這一歷史進程中自己真實的感受。

  1907年赴日的劉師培寫下了《日本道中望富士山》:朱明返羲轡,昔慕匡廬崇。訝茲高寒區,移 榑木東。厖薄衍峻壤,崛崎培峣峰。冰液凝夏條,雪塵涴春叢。吐曜逴龍赩,委羽僊禽翀。岡冢草罷綠,嵠瀆櫻燃紅。側觀拭游目,遐覽愉旅衷。頗疑嬴氏臣,影標瀛蓬。逋士有壞丘,仙儔無遺蹤。空聞珠玕林,奇光開澒蒙。

  劉師培的詩歌基調通常沉郁傷感,這首詩卻表現出罕見的輕快。他告別故國,遠離黨爭紛擾,對日本的新生活充滿了期待。他筆下的富士山也如同仙山一般,冰清玉潔,遺世獨立。“頗疑嬴氏臣,影標瀛蓬”兩句把秦始皇時期徐福東渡的傳說聯系起來,表現出對日本民族的親近感。雖寫富士山,幾乎通篇是中國意象,把富士山與中國的廬山、道家仙山委羽山聯系起來,并沒有任何文化上的隔閡。“昔慕匡廬崇”一句表面是在寫廬山,實則借以表達自己對日本的向往。白雪與盛開的櫻花交相映襯,這在初到日本的劉師培眼中顯得極為新奇。他期待能在富士山上發現徐福東渡的遺跡,可惜了無蹤影。他離開中國來到日本,表面上看起來是背井離鄉;加上語言不通,更應該有異國之感。可是從這首詩中看來卻并非如此,他期待擺脫滿清的統治,來到一方深受漢文化浸濡的土地上從事民族復興大業。相較于滿清,日本對于劉師培而言反而更有親近感。這也是一種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的詩意表達了。

  詩歌之外,魯迅散文《藤野先生》也描繪了一位正直、友善的日本老師。魯迅說:“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,他是最使我感激,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: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,不倦的教誨,小而言之,是為中國,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;大而言之,是為學術,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。”藤野先生能夠力排眾議,對當時的弱國子民魯迅分外體貼照顧,這也是一種同舟共濟、風月同天的關懷。

  他鄉是一面鏡子,一切文化都是在與其他文化的比較中確立的。一種文化對于另外一種文化,通常有三種態度:一種視異文化絕對優越于本土文化,表現出一種狂熱的心態,但這種認識通常屬于幻象。一種把異文化視為低下負面的文化,對其有一種憎惡之情,從而反襯出本土文化的高大。第三種態度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認可,將異文化與本土文化都視為正面的、平等的存在,兩種文化的對話表現出一種友善的態度。友善是惟一真正雙向的交流,也是一種持續性對話。中日文學交往中,不乏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這樣善意的雙向交流;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情誼也在這些真摯持久的漢文學中歷久彌新。

  狄霞晨

  (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)

【編輯:田博群】
關于我們 | About us | 聯系我們 | 廣告服務 | 供稿服務 | 法律聲明 | 招聘信息 | 網站地圖
 | 留言反饋
本網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中新社和中新網觀點。 刊用本網站稿件,務經書面授權。
未經授權禁止轉載、摘編、復制及建立鏡像,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
[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(0106168)] [京ICP證040655號] [京公網安備:110102003042-1] [京ICP備05004340號-1] 總機:86-10-87826688

Copyright ©1999- 2020 chinanews.com. All Rights Reserved

lpl竞猜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蜘蛛词>|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 <文本链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