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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” 山東人為何這么“闊”?

“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” 山東人為何這么“闊”?

2020年10月10日 14:15 來源:大眾日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祭孔大典,感受厚重的齊魯文化。

  □ 本報記者 周學澤

  國慶節前夕,記者到黃河邊上的德州齊河縣,參加山東黃河文化經濟發展促進會舉行的座談會,來自北京、陜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東等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,就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。

 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,全長5464公里,下游橫穿山東,山東境內河長617公里,黃河“入海口”就在山東。座談會上,黃河流域輝煌燦爛的文化引起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,除了“地下文物看陜西,地上文物看山西”,“思想大家看山東”也成為很多專家學者的共識。

  黃河流域政統和道統的分野

  黃河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,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體系先在黃河流域奠基壯大,像漢民族、漢字、漢文化和思想都在黃河流域形成,然后不斷向四周擴展。

  上海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授余志鴻曾研究認為:中華文明以黃河流域為圓心,然后如石子投水般以“漣漪”狀一圈圈向外圍擴展,這和西方游牧文化以“點對點的線性傳播”明顯不同。

  在我國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,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,其核心部位是中國人常講的“中原”,是指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,但在長時間的歷史演進中,不同省份出現不同的發展“側重”,像陜西、山西、河南和山東等省,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承擔起不同文化角色。

 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,有政統和道統之別。政統以君王為代表,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權力的合法性,而道統則以讀書人為承載,擔當道德標準和精神價值。

  具體說來,陜西、山西和河南,都曾長期為我國的政治中心,是古代中國的政統承載地。在座談會上,陜西省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大綱說:“陜西、山西這兩個省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發祥地,特別是汾河和渭河流域是黃河文化形成的核心區域,中國歷史上有13個朝代在此建立,它的政治地位確定了它的核心區域。”

  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國較早地扮演起政統中心的角色,像秦漢、唐朝都曾經建都關中。與此同時,山西汾河流域在黃河文明孕育中也占據重要位置。中國黃河網總編、山西省黃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穩柱在座談會上發言說:黃河文明的形成大體在公元前4000年-公元前2000年,在山西體現在夏商周三代,此外山西的三晉文化也比較有名,存在大量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,比如鸛雀樓、磧口古鎮、黃河古渡、黃河鐵牛等。

  河南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也很特別。2011年3月28日,作家余秋雨到河南參加黃帝文化國際論壇時曾說:“河南這個地方非常重要,重要在哪里?我曾講過這樣的一句話:要看一個地方的文明度,就看它有沒有變成國都,國都很重要。那么,有8個古都被全世界確認,8個古都有一半在河南,充分說明河南的重要。”

  河南在古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,集中體現在洛陽、開封等地。洛陽古稱洛邑,曾為東周國都,晉朝也定都洛陽;隋唐定都長安,但洛陽地位越來越重要。武則天特別喜歡洛陽,說此地是“天地之所合,陰陽之所合”,還說“水陸通,貢賦等”;公元690年,武則天遷都洛陽,后繼李唐重返長安,但在唐亡前夕,第19任皇帝唐昭宗又遷都到洛陽。宋朝往東,定都開封。

  山東區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成為大一統王朝的國都,但思想文化繁茂,在春秋戰國時期一度成為中國最耀眼的思想中心,以漢武帝接受董仲舒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的建議為標志,山東開始在古代中國長期擔當道統承載地的角色。

  1919年,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巴黎和會面對列強慷慨陳詞:“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”這是從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山東之于中國的文化地位。

  “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”

  在春秋戰國時期,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學家和發明家,出生和匯聚到山東,逐步創建起博大精深的齊魯文化,所謂“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”。

  山東的諸子百家思想引領中國思想兩千多年,當年胡適到山東曾特別稱贊“山東人闊哉!”。1931年1月,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來青島網羅人才,被邀在國立青島大學演講時,對齊文化、魯文化、魯學、齊學以及孔子、陰陽家、神仙家、黃老之學等信手拈來,侃侃而談,胡適旁征博引,借古諷今,演講尾聲,最后總結道:“魯學的儒,齊學的道,都來自山東,山東人支配了中國兩千多年,闊哉!”

  山東人的確夠“闊”。魯國的孔子創立、孟子承繼的儒家學說,以仁禮為核心,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很大,長期奉為正統思想,對中國、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。

  魯之小邾國人墨子創立的墨家學說,以“兼以易別”為核心,體現和代表了廣大下層勞動者的呼聲,是先秦顯學。

  齊國孫子寫作《孫子兵法》十三篇,被譽為“兵學圣典”,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崇高地位,代表了炎黃子孫的智慧,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之一,后世的兵書大多受他的影響。

  齊國管子的思想龐雜,包含法家、儒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名家、兵家和農家的觀點,其思想是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、平天下的大經大法。

  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荀子,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。他尊王道,也稱霸力;崇禮義,又講法治,還提出了人定勝天,反對宿命論,萬物都循著自然規律運行變化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,是兩位法家著名代表人物——李斯、韓非的授業老師。

  戰國時期宋國蒙人(今山東東明)莊子,是莊學的創立者,與老子并稱“老莊”,最早提出的“內圣外王”思想,對儒家影響深遠。莊子文章想象豐富奇特,哲理妙不可言,被稱為“文學的哲學,哲學的文學”,是戰國中期道家學派代表人物。

  大家紛呈,不一而足。綜合看“山東地界”上的這些著名思想家,囊括了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墨家等各派思想,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,至今是中國人修身養性、為人處世和齊家治國的重要規矩和原則。

  張大綱說:“黃河流域文化的主要內容包括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,形成天地合一的思想,追求個人與集體的和諧,形成社會大同理想,這是黃河文化的精髓。”從山東先哲中,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精華思想。山東目前擁有古籍近300萬冊,其中《論語》《春秋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等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。

  山東何以成為思想重鎮

  山東能成為古代中國的思想中心,有直接原因,也有根本原因。

  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劉延常,過去曾主持參與過曲阜魯國故城國家考古項目。曲阜是孔子的故鄉,在曲阜的時間長了,劉延常就思考:為什么孔子出在山東,而不是別的區域?

  劉延常的這個思考,很多人也想過,就是山東為什么在春秋戰國時代成為“思想中心”?為什么山東出了孔子、管子、孫子、墨子、孟子等“諸子百家”人物?

  思考的結果是,齊魯大地自周朝以降是一個多元思想交匯之地,既有原來的東夷文化,又有商朝帶來的中原文化,特別是周王室分封在山東境內的兩個諸侯國魯國和齊國,一個帶來了周朝禮儀文化,一個則包含商和周兩種文化。從外部講,經貿、文化、戰爭等方面的交流,從內到外,從外到內,使齊魯大地成為思想百花齊放之所。

  通過考古學和出土文物的研究,充分證明了齊魯大地文化的多元性。《史記》記載: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,三年而后報政周公。周公曰:何遲也?伯禽曰:變其俗,革其禮,喪三年然后除之,故遲。太公亦封於齊,五月而報政周公。周公曰:何疾也?曰:吾簡其君臣禮,從其俗為也。

  周公旦和姜子牙,一文一武,是周朝初期兩位極為重要的人物,這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封到山東,給山東帶來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。孔子以周公思想為宗,他說:周監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從周。而齊國立國之始就重民需,“通商工之業,便魚鹽之利”,發展更注重實際,所以出現了管子“以人為本”的思想。

  當然,山東能夠孕育出內涵豐富的齊魯文化,根本在于山東是黃河入海的地方。許多專家學者認為,山東能在古代中國一度成為思想中心,與其地處黃河下游的位置很有關系。

  張穩柱表示:“文明的發祥地大都位于大河岸邊,如埃及的尼羅河、印度的恒河、美索布達米亞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類古老文明的血脈。我們人是離不開水的,擇河而居,包括農耕文明種植離不開水,文明的產生地肯定是大河。”

  山東黃河促進會咨詢委員會主任、原山東省旅游局局長李德明說:從地理上講,大江大河最后的“入海口”是一個積淀的地方,一個總結的地方,這種積淀和總結會反映到經濟和文化上,山東正好處于這樣一個位置。

  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化,從全國來看,無論是黃河的下游山東,還是長江的下游江南、珠江的下游廣東,都是經濟富庶之地,同時也會是文化繁榮之地——廣東在傳統文化思想上遜于江南和山東,但近代以來伴隨著海洋貿易興起而常得風氣之先。在古代中國,農業為主,山東地處黃河下游沖積扇平原,平疇千里,土壤肥沃,物產豐富,這應該是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。

【編輯:劉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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